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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革命能够成功，是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结果，为什么最终是被流放海外15年的霍梅尼掌握了伊朗政权？
如今，提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就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
很少有人注意到，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倒台，各种世俗反对力量在其中出力不浅，反倒是霍梅尼，此时已经被流放海外十余年。
这位未来的伊朗领袖，究竟是如何做到在流亡期间保持其对国内的强大影响力，使其能在伊朗革命胜利后迅速压倒其他革命派系，独揽胜利果实的？
王朝末路
1971年10月，为彰显白色革命的胜利成果，伊朗巴列维国王以纪念波斯建国2500周年为名，斥3亿美元巨资，在古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的遗址上，举办了一场极致奢华盛大的庆典。
为了接待来访的60多国政要，国王用37公里的真丝，在这片曾经见证阿契美尼德王朝荣光的沙漠中，筑起了一座由豪华帐篷组成的临时城池。
城池的设计与装修，都由法国的名家承担，帐篷外观古朴，充斥着波斯风情，内部陈设却极尽奢靡享受之能事。
为让来访政要免受沙漠环境困扰，国王从欧洲进口花木，将帐篷城妆点成了一座临时绿洲。
庆典的开幕仪式上，伊朗军队士兵们身着仿制两千五百年前样式的华丽服饰，手持现代化的武器接受国王检阅。
夜幕降临之后，又由英国广播公司设计的声光秀重现波斯的辉煌历史，最终数以万计的烟花同时绽放，将沉寂了千年的遗迹与荒漠天空照得恍如白昼。
在这片人为制造的光明中心，国王发表了对居鲁士大帝的致敬演说，试图将此刻的权威与古代的荣光紧密缝合。
这一切通过媒体的镜头传遍全球，所有人都为这场盛典的繁华而震惊，虽有人批评其奢靡浮夸，但也要承认伊朗的繁荣和强大。
此刻，谁都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欣欣向荣、盛极一时的伊朗巴列维王朝，竟会在短短数年之后，以众叛亲离的姿态轰然倒塌。
而导致巴列维统治垮台的罪魁祸首，竟也是刺激了伊朗经济高速发展的白色革命。
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中东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和来自苏联的红色革命压力，巴列维国王在美国的支持下，拟定了“白色革命”计划。
国王希望能够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非暴力改革促进社会公平，并将伊朗迅速推入工业化与世俗化的轨道，以缓解国内矛盾，从而确保王朝的稳固与国家的强盛。
故而，从纸面计划来看，白色革命为伊朗描绘了一张极为美妙的蓝图，似乎所有人都能够从中获益。
伊朗政府将以合理的价格，从地主手中购置土地，再将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无地农民，让他们获得赖以生存的根本。
而作为对地主被强制卖地的补偿，伊朗将优质国企改造为股份公司，向地主出售股权，让他们能够享受资本收益。
国家则负责为资本发展进行人才储备，大力扩大中小学及高等教育普及，并派出知识大军，到学校体系未覆盖的农村地区扫盲，让更多人能够成为合格的工人。
同时，白色革命也没有忽略新兴的城市工人群体，要求工厂必须照顾工人利益，将部分利润与工人分享。
这样看起来完美无缺的方案，自然为国王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当国王于1963年向民众公布改革计划并就此举行公投时，赞成票占总票数的比例高达99.9%。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改革的态度，由最初的期待和支持，转为了强烈的失望和反感。
尽管在美国的支持下，白色革命确实带动了伊朗经济蓬勃发展，德黑兰等大城市日渐呈现出现代化的繁荣景象，国民识字率与平均寿命均大幅提升，伊朗的国际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但伊朗社会的撕裂却不仅没能因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得到弥合，反而不断蔓延，最终为巴列维王朝敲响了丧钟。
原本意在促进社会公平，同时塑造起一个忠于王室的自耕农阶级的土地改革，并未真正造就一个稳定的农村中产阶层。
大多数农民在获得土地之后，由于无力维护水利设施而无法获得收成，最终不得不将土地重新出售给地主，进入城市谋求生路，形成了庞大的都市贫民阶层。
繁华都市与贫困生活的鲜明对比，让他们对国王的不满日与剧增。
在经济上因白色革命而获益的城市中产，同样对国王并不满意。
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他们产生了参与政治的诉求，但国王却实施事实上的独裁统治，所谓的政党、投票，都不过是国王扶持傀儡的游戏。
更加糟糕的是，巴列维国王试图推行全盘西化的做法，严重触犯了伊朗教士的利益。
这一在传统上掌控着伊朗基层的庞大组织，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改革，并在暗中酝酿着反击的计划。
当时间来到1977年，以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之子逝世为导火索，伊朗社会繁华表象之下深埋的矛盾全面爆发。
尽管国王软硬兼施，试图缓解危机，但在接下来的1年多时间里，伊朗的抗议规模还是不断扩大，到了1978年年底，抗议者数量甚至超过了伊朗全国人口的10%。
眼见局势已经无可挽回，巴列维国王不得不于1979年1月16日，以度假的名义带领全家逃离伊朗。
消息传出之后，伊朗上下一片欢腾，巴列维王朝的象征迅速被摧毁，繁盛一时的巴列维王朝就这样落下了帷幕，反对派组成的临时政府接管了伊朗政权。
神权伊朗
然而，临时政府的统治甚至没能维持1个月，就被霍梅尼的神权政府所取代，伊朗从此成为了现代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
如此发展，完全出乎了外界对伊朗革命的预期。
要知道，在巴列维时期，伊朗的世俗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次伊朗革命虽然是由霍梅尼的支持者率先发起，但真正对巴列维政权形成威胁，还是在世俗反对者广泛参与之后。
霍梅尼本人更是早在1964年就因为发表反对白色革命言论，被巴列维流放出国，此后10多年未能踏足伊朗的土地，直到伊朗革命胜利之后才被迎回伊朗。
对伊朗宗教社会不了解的人，实在是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霍梅尼是如何维持其在伊朗国内的影响力，并且回国之后迅速掌握权力的。
就连时刻关注着伊朗情况的美国政府，都对这一发展始料未及，情报部门在面对白宫的询问时也是一脸茫然无措。
但只要美国人稍微放下一点自己的傲慢，去学习一下伊朗的历史和宗教情况，就会意识到，霍梅尼的崛起并不令人意外。
无论是哪个国家，在中央政府的管理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前，对社会基层的治理对中央来说都是一件十分困难且成本高于收益的事情，此时的中央政府就会将基层权力外包。
在古代中国，接过这一外包任务的是地主和宗族；在古代欧洲，扮演地方管理者角色的是贵族和乡绅；而在伊朗，则是由清真寺和教士负担起了这一责任。
伊朗所信奉的什叶派，又要求基层教士在教内选择更有学问、有修养的高级教士追随。
这就意味着，在1963年在库姆神学院学者的共同认证下，获得什叶派最高学者头衔大阿亚图拉的霍梅尼，即使身在海外，也能通过追随自己的伊朗基层教士，维持自己在伊朗民间的影响。
在伊朗社会矛盾尖锐，大多数大阿亚图拉却都专注于学问，不愿介入政治和世俗的情况下，那些因国王的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基层教士，显然会更愿意追随霍梅尼而非其他高级教士，民众对霍梅尼的拥戴也高于对其他宗教领袖。
以至于在霍梅尼回国之际，数百万伊朗民众到机场迎接，为霍梅尼的回归欢呼喝彩。
如此庞大的群众基础，足以支持霍梅尼在既无武器，也无士兵的情况下，战胜其他看起来更加强势，在伊朗革命中起到了更大作用的势力。
事实上，在霍梅尼与临时政府的斗争当中，就有大量临时政府的士兵都在霍梅尼的号召下，选择临阵倒戈。
随后，凭借强大的民众支持，霍梅尼顺利通过公投，让伊朗成为了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并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逐一瓦解了其他派系，从而独揽伊朗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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